近日，《非穷尽列举》在内地正式公映。这部由《初步举证》核心创作团队打造、裴淳华主演的舞台剧影像，延续了编剧苏茜·米勒一贯的法律题材与女性观照。乍一看，它仿佛是《初步举证》的法庭正义、《混沌少年时》的青少年犯罪、《都是她的错》的母职困境等诸多表达的融合；但其实配资门户，《非穷尽列举》有一个引人瞩目的新设定：女主角杰西卡·帕克斯是一名旗帜鲜明的女性主义者。
故事一开始，杰西卡是伦敦高等法院的刑事法官，也是一名自觉以女性身份介入司法实践的变革者。比如在性侵案件的审理中，她尽力打破那些由来已久的刻板印象，避免对受害女性造成二次伤害；她不允许律师通过受害者有罪论来引导陪审团，不允许那种充满侮辱和质疑的交叉询问方式在法庭上通行；那些习惯于在法庭上颐指气使的男律师，往往会遭到她的语气压制……
裴淳华饰演女法官杰西卡
杰西卡有一个儿子。儿子小时候她便对他进行性别教育，教导他如何进行自我保护，如何成为一个尊重女性的男性。譬如当她发现年幼的儿子在偷偷看电脑，误以为儿子在看色情网站时，她主动与他进行了一场关于性观念的对话。她向儿子强调，影片中的内容不可以成为现实中性关系的参照，那些表演出来的东西与现实中的亲密关系有着本质区别。她反复叮嘱儿子，在与女生发生关系之前，一定要询问对方的意愿，要获得明确的性同意。
杰西卡看似平静的生活，在刚满18岁的儿子哈里被指控性侵的那一刻彻底崩塌。各种正确的、先进的女性主义理论，与她所置身的并不完美的现实之间的那道裂痕，从此徐徐展开。
为何一个深谙女性主义理论、在职业领域如此清醒的女法官，在生活中仍愿意扮演一个“贤妻良母”？为何她不厌其烦地给儿子灌输女性主义理念，儿子却成为一个性侵犯者？为何她明明知道儿子涉嫌性侵，竟然一度选择包庇，甚至希望他隐瞒真相、做无罪抗辩？
女性主义者杰西卡未能处理好这个难题。《非穷尽列举》最大的镜鉴意义正在于此——迫使我们直面理论与现实之间的那道裂痕，追问如何在不完美的生活中找到栖身之所。
“贤妻良母”
在儿子的性侵案发生之前，如果只看杰西卡在法庭上的表现，你会以为她是一个将女性主义贯彻到底的斗士。然而，回到家中，她却呈现出另一副面孔——一个典型的“贤妻良母”。这是女性主义者与现实的第一道裂痕。
比如“贤妻”。杰西卡承担了远超丈夫迈克尔份额的家务劳动，那些细碎的、重复的、看不见的劳作，几乎全部落在她的肩上，她能凭一己之力准备十六人的晚餐；当夫妻之间出现分歧、发生争吵时，她常常故意败下阵来，因为维护丈夫那脆弱的男子气概，比赢得一场争吵更有助于维持家庭的表面稳定；而当她先于丈夫被提拔为法官时，虽然这个职位是凭借自己的专业能力赢得的，她仍担心这个成就刺痛丈夫的自尊，所以她刻意低调，仿佛只是一次寻常不过的职务变动……
我们可以援引很多女性主义理论来剖析杰西卡的“矛盾”。诸如，她陷入的是父权制对女性“贤内助”角色的千年规训，那些隐形的家务劳动、对丈夫情绪的照顾、对自我成就的消音，是父权制得以代代复制的日常机制；抑或，她对丈夫自尊的精心维护、对家庭和谐的不懈经营，是女性被指派的情感劳动——用自己的情绪付出，去包裹男性的脆弱，去填平他们自尊的坑洼，云云。
但《非穷尽列举》这部电影本身，就是在反思理论“之外”的东西，反思理论落地时为何会出现偏差。这些道理杰西卡未必不知道，她比大多数女性更熟悉这些批判的话语。问题是，爱情与婚姻并不是按照理论剧本上演的戏剧。暂且不论这世上能否找到一个完全的、纯粹的、处处符合女性主义理想的完美伴侣，就算真的存在这样一个人，她也不一定会爱上他。心动的发生、情感的牵绊、多年共同生活的惯性，都远比纯净的理论要复杂得多。杰西卡不是没有觉醒，而是觉醒本身无法消解那些深植于生命经验中的情感需求：也许她渴望维持这个家的完整，渴望在二十余年的婚姻里继续感受到爱与被爱；也许她爱上的那个人是一个带着父权制烙印长大的普通男人，有杰西卡深爱的点，也有他的局限。
这时，一个女性主义者是否可能因为爱情或者对家庭的渴望，而“愿意”成为一个某种意义上的“贤妻”？哪怕她清醒地意识到其中包含着被迫的成分，感受到妥协背后的不平等，她也没有选择逃离，没有干脆利落地拒绝。我们无法用非黑即白的逻辑断言，一名女性主义者绝无可能陷入这样的情感选择题，毕竟杰西卡的例子就摆在眼前，人性的复杂终究远大于理论框架的边界，爱与牵绊、共同走过的岁月、不忍割舍的温情，都让“她为什么不拒绝”变成一句过于轻巧的判决。
由此，在自我坚守与情感需求的博弈中，究竟哪种价值的实现能为个体带来更具实感的快乐与精神的自洽？假若为了满足需求，一个女性主义者的妥协与让渡的边界应当落于何处？
再说她的“良母”身份。杰西卡对儿子哈里的付出，堪称极致。儿子在学校骨折，她会立刻放下手头工作第一时间赶往，满心担忧儿子是否遭遇了霸凌；儿子成长过程中的性别教育、性观念引导，都是她抛开尴尬主动承担，耐心地为儿子树立正确的认知；即便身在严肃的庭审现场，只因儿子为找一件衬衫的连环来电，她便心生焦躁愧疚，甚至为此休庭回应，将儿子的小事摆在了职业工作的前面……
我们依然可以援引诸多女性主义理论来反思杰西卡的母职付出。譬如制度性母职理论所指出的，父权制下社会将育儿责任全然规训为女性的专属天职，让女性将照料子女视为不可推卸的核心使命；又如密集母职的相关阐释，社会期待母亲在时间、情感与劳动上对子女保持高度密集的投入，时刻在场回应子女的所有需求……然则，杰西卡深谙理论背后的性别不公，清楚过度的母职投入是父权制对女性的裹挟，却依旧心甘情愿地沉浸在这份极致的母职付出中。
杰西卡这份极致的母职付出，与她的一段创伤经历紧密相关。哈里幼年时在公园的一次走失，那短短十分钟的恐惧成为杰西卡心底无法磨灭的烙印，也让她自此便将哈里长久置于需要被保护、被照料的位置，儿子已然长大成人，她的脑海中依旧时常浮现出那个需要牵着手的孩童模样，不自觉地想要为儿子遮风挡雨，包揽他生活里的所有琐碎与难题。
而在这份毫无保留的母职里，杰西卡也从中获得了母爱上的满足与自我价值的确认：儿子每次出门前的吻别，便能让她感受到亲情的暖意；得知儿子第一次与女生发生性关系时，她的第一反应是难掩的欣喜，将其视作自己性别教育的一份成果……她从一个“好妈妈”的身份里收获的情感反馈，让她甘之如饴。
儿子每次出门前，杰西卡与儿子吻别
在当下的舆论语境中，女性不难听到关于“自我实现”的告诫，诸如女人首先是自己，然后才是母亲；实现自我价值比成为“好妈妈”更重要；不要把人生意义寄托在孩子的成长上，等等。从女性主义的大方向来看，这些话语有历史正当性，毕竟千百年来女性被禁锢在母亲的单一角色里，它们是对女性被过度捆绑于母职的纠偏，是对女性个体价值的重申。但是，当我们把这些告诫推向极端，似乎又在无形中制造了另一种焦虑——仿佛从母职中获得快乐本身就是一种“不觉醒”，仿佛沉浸于育儿带来的满足就是对女性主义的背叛。这种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，遮蔽了生命体验本身的复杂性。
试想一下，如果一个女性爱她的宠物，为宠物花钱花时间，悉心照料它的饮食起居，我们不会质疑她，而是由衷地赞赏这是一种“悦己”的生活方式——因为她从中获得了快乐，因为那是她主动选择的情感投入。那么，当一个女性爱她的孩子，愿意为了孩子做出很大的牺牲，为何这份付出就变得可疑，需要被打上“不觉醒”的标签？不可否认，在许多为人父母的体验里，履行父母的义务绝不仅仅是法律意义上的责任承担，它本身就是一种深刻的情感满足。被无条件依赖的信任，见证另一个生命成长的欣喜，以及通过付出建立起来的深刻连接，是难以被其他任何体验替代的愉悦。
这样说，绝非合理化密集母职，或者为传统的性别分工辩护，只是，杰西卡的经历提醒了我们：理论可以批判结构，却无法否定感受，理论可以揭示规训，却不能取代体验本身。理论是笼统的、概括性的，试图用一套话语解释普遍的规律；而个体却是复杂的、丰富的、多元的，每一个人的生命经验都有其不可通约的独特性。这是理论与现实裂痕的一大根源。
混沌少年的养育
一个女性主义者母亲，为何会养育出一个沦为性侵犯的儿子？这是理论与现实的第二道裂痕。
一个女性主义者如何养育男孩，正成为时下社交媒体上的热门话题。无数文章、报道、播客在传递着各种经验，法国记者奥蕾莉亚·勃朗甚至专门著书《当我生的是男孩》探讨这一命题。这种自觉意识令人欣喜，它意味着越来越多的父母开始反思传统的育儿方式，试图打破那些根深蒂固的性别刻板印象。看了很多这样的讨论，我发现其中最主流的一种女权实践是：性别是养成的，而非天生的。基于这一认知，很多女性主义父母从儿子很小的时候便有意识地解构传统男子气概，不强迫男孩参与那些“彰显男子气概”的活动，而是教导他们尊重女性、表达情感、接纳脆弱。
理想很美好，《非穷尽列举》却让我们看到现实骨感的一面：一个女性主义者，天然地就会是一个好的教育者吗？或者说，一个拥有正确理念的人，就一定能够将这些理念有效地传递给孩子吗？杰西卡的经验说明了，一个女性主义者，完全可能同时是一个不那么成功的教育者。
回顾杰西卡对哈里的教育，可谓过犹不及。她太想把儿子培养成一个“正确”的男性了——尊重女性、懂得性同意、打破刻板印象，但她的教育方式却带着一种近乎教条的灌输色彩。她总是在儿子还没有任何意识和准备时，就提前把那些“正确”的原则塞给他，仿佛只要把这些理念背诵下来，儿子就能自然而然地成为一个合格的男性；她会在儿子偷偷玩电脑时，脑补儿子在看色情内容，反复叮嘱那些抽象的道理，却很少真正倾听儿子在想什么、在经历什么；她以为自己在传递理念，实际上却在用另一种方式侵占了儿子的私人空间，那些关于尊重的教诲恰恰以一种不尊重的方式被传递出去……最终，被提前塞进儿子脑子里的“正确理念”，因为没有与真实的生活经验发生碰撞，多少沦为一套悬浮于生命之上的空洞话语。
更具反讽意味的是，当哈里终于想要面对自己的罪行、去警察局自首时，杰西卡的第一反应却是让他脱罪。这个曾经在法庭上为女性受害者振臂高呼的法官，这个自认为将“正确理念”悉数传授给儿子的母亲，在血缘面前，一度站到了自己信念的反面。一个理论上的女性主义者，在极端情境下可能比想象中更容易动摇，她的言传身教也不见得坚不可摧。
何况，一个男孩的养育从来不只是母亲一个人的事情。在这一点上，《非穷尽列举》与《混沌少年时》分享着相似的思考——男性榜样的在场，对于男孩的成长至关重要。男孩在形成自我认同的过程中，不仅需要知道“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”，更需要从具体的、可感的男性形象那里，看到“一个尊重女性的人可以如何生活”。母亲的教诲可以告诉他什么是对的，但身边的男性特别是父亲，能够用日复一日的言行，向他示范什么是一个真正尊重女性的男人，是如何在家庭中分担责任，如何对待妻子的成就，如何在脆弱时表达而非压抑，如何在愤怒时控制而非爆发。这些具体的、可模仿的行为模式，是任何抽象的理念都无法替代的。
可偏偏，父亲迈克尔在哈里的成长中长期缺席，迈克尔的理由是，孩子天然更愿意找妈妈。但其实，这是一种责任的转嫁，折射出将育儿事务默认划归为母职的男权惯性思维。而当哈里进入青春期，开始面对那些关于男性气质、两性关系的困惑时，迈克尔陷入彻底的失语，他不知道自己能教儿子什么，那些他年轻时习以为常的男性交往方式如今已经彻底过时、甚至是违法的，他又没有能力提供新的、符合时代要求的引导。于是，他选择了沉默和不作为，他放弃了做一个正确的榜样的责任。
杰西卡的丈夫迈克尔
同伴的影响，彻底地取而代之。对于青春期的少年而言，来自同龄人的认同几乎是生存层面的需求——被接纳意味着安全，被排斥则意味着孤独与羞耻。而这代青少年的同伴文化可能相当粗粝、野蛮且冷酷，因为在他们每天接触的手机屏幕后面，存在着大量隐蔽且极端的网络社群，里头充斥着有毒的男性气质、对女性的物化和嘲弄以及把征服视为荣耀的扭曲逻辑，它们日复一日地重塑着许多青少年的认知框架。就像哈里对杰西卡喊出“你不在那里”，母亲所教导的那套关于尊重、同意、平等的价值观，与他每天需要面对的具体情境之间横亘着一道巨大的鸿沟；当哈里发现，只有表现出某种“男子气概”才能赢得同伴的认可和尊重时，他会自觉地去迎合那些期待。所以，他在聚会上喝醉后与一个同样醉酒的女孩独处时，当他的朋友们说“上啊”，他会认为女孩在那里，机会来了，不要错过，而不是母亲告诉他的，必须获得女孩的同意。
杰西卡的儿子哈里
哈里成为一个性侵犯者，这绝对不是杰西卡的错，也不是要否定女性主义者抚养男孩的种种努力。哈里最终选择了自首，这一丝残存的良知恰恰来自杰西卡多年教育留下的底色。不过，杰西卡对儿子的“失败”教育，仍揭示了一个普遍的问题：一个母亲，无论她秉持多么先进的理论、拥有多么自觉的意识，或许很难凭一己之力对抗一个时代的系统性力量。她可以改善自己的教育方式，可以学着更多地倾听而非灌输，可以努力为儿子提供情感上的支撑——这些都是必要的，也是可能的；但我们不能奢望一个母亲成为全能的人，无所不能，无所不至。她无法时时刻刻守在儿子身边，无法进入那些同龄人聚会的现场，无法监控手机屏幕后面的每一个隐秘角落，更无法凭空为儿子创造一个健康的男性榜样。
这是理论与现实之间裂痕的另一大根源：理论可以告诉我们“应该怎么做”，却无法保证这些“应该”能够在一个复杂、混乱、充满变量的现实世界中完全落地。
理论之外
《非穷尽列举》这个剧名，来自拉丁法律术语“Inter Alia”，意为“除此之外”或“在诸多事物之中”。在法律文书中，它常用于清单末尾，表明无法罗列所有可能的状况。在电影中，“非穷尽列举”首先指向杰西卡在法官、母亲、妻子、女性主义者等多重身份之间的撕扯，这也是它难能可贵的地方：并未把杰西卡塑造成一个完美的女性主义者，也无意于去标榜或宣扬什么绝对正确的理念。电影反而非常大胆地触及了当下女性主义理论面临的一个深层困境——就像那句流行语说的，“知道那么多道理，仍过不好这一生”。
由此，“非穷尽列举”也隐喻着理论本身的未穷尽之处。无论我们构建多么精密的框架，梳理多么周全的话语，总有一些东西是无法被纳入清单的，比如幽微的情感、偶然的际遇、两难的抉择、身不由己的瞬间，那些理论与现实之间的模糊地带、灰色区域，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。承认这种“未穷尽”，不是否定理论的价值，而是让理论更好落地的第一步。
一方面，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，理论落地的艰难，很大程度上源于土壤本身的问题。在一个父权制依然根深蒂固的社会里，女性本就背负着远比男性更沉重的结构性负担。女性主义的推进，从来不只是女性自己的事。它需要更多男性的觉醒与参与，需要社会政策的配套与支持，需要教育体系的介入与改变，需要整个文化环境的共同转向。只有这些外部条件逐步到位，理论落地的土壤才能真正变得肥沃。
另一方面，在这样的历史进程中——可能缓慢、可能曲折，我们应当对每一个具体的女性怀有更多的宽容与尊重。不必苛求她们时刻践行某种绝对正确的理论，这既不现实，也会给已经负重前行的她们增添更多的矛盾与内耗，让她们的某些幸福感变成负罪感。一个女性可以选择成为职场上的斗士，也可以选择将心力投入家庭生活；可以在某些时刻坚守原则，也可以在另一些时刻适当妥协；可以为了理想付出代价，也可以为了幸福感做出权衡……这些选择是具体处境下的不同取舍，而不必完全地契合某个理论，就像人不可能是完人。绝对的正确理论，不必然导向生活的绝对幸福，而有所妥协的选择，也不必然意味着失败或退步。
换言之，在推进性别平等的进程中，应该区分两个不同的维度。在宏观层面，坚持不懈地推进女性主义理论的发展，推动社会结构的变革，争取制度的完善与政策的支持，让那些“正确”的理念逐渐成为社会共识和普遍实践。
在微观层面，在面对每一个具体的女性每一个具体的选择时，只要不违法乱纪，只要是女性基于自身处境权衡利弊后做出的选择，那么，请不必用一套先进的理论去丈量她们的一举一动。在那些无法被理论穷尽的灰色地带，给予女性足够的自主权，让她们在生活里找到既能安放自己、也能感到快乐的平衡点，何尝不是一种祝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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